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。这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称赞姜维的一句话，但这句话其实可以应用在宋朝以前的几乎所有朝代。在治世之中，文官群体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基础，是领兵打仗的将军所无法实现的；同理在乱世中，武将所发挥的巨大作用，也是文官所无法企及的。可以说，文官和武将似乎是两条毫不相干的平行线。然而在中国历史上，不乏有“出将入相”的例子。

比如汉初的丞相曹参，原本是刘邦手下的武将，但是萧何去世后，他被提拔到了丞相的位置上，照样将国家治理得很好。东汉的班超，原本也是一介文臣书生，却依然留下了“投笔从戎”的典故。由此可见，我国历史上文臣和武将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。只要有必要，文臣和武将都可以实现自身身份的转化。文臣是儒生入仕之后的身份转变，而儒家“六艺”中也有强身健体的培育方向。所以说，一个真正的儒生应该是文武双全的。

宋朝建立后，为了防止武将篡权的事情重演，便采取了“杯酒释兵权”的温和方式。此后宋朝也一直奉行“重文抑武”的基本国策，地方上也通常以文臣统帅武将。文臣在总体上彻底高过武将一头，这一点的直接表现就是宋朝涌现了包拯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欧阳修等一大批的名臣，却极少有类似狄青一样的名将，读书少的入仕追求也由文武皆可变成了只求从文。进入宋朝以后极少有文臣挂帅出征、武将下马治国的例子了，文臣和武将的界限开始明确。

虽然宋朝的确不乏辛弃疾这种文武双全的奇才，但这种人才在宋朝的政治环境中，已经不可能再实现“出则为将，入则为相”的梦想了。在宋朝，将就是将，相就是相，文臣可以指挥武将，武将必须服从文官。所以我说，中国文官武将是从宋朝分开的。

春秋后期。

春秋后期，列国相继出现文武分职，在公元前547年，齐景公即位之初，崔杼策立有功为相，庆封为左相，这是最早的以“相”名官，虽然这时的相还是世袭卿大夫之职，还不能由国君自由任免，但文武分职已经开始发展起来。

战国时期，各国国君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，逐步削弱世卿的势力，大都采用见功与赏、因能授官的办法委任职官，添设爵位，招徕四方贤能，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僚制度。齐、赵、魏、韩等国首先设立了作为“百官之长”的“相”，同时又相继设立了将军之类为武官之首，文武逐渐殊途。

“官分文武，王之二术也”，是君主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。因为文武分职，大臣权力分散，可以起到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，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大臣造成的对君上大权的威胁，同时，也适应了当时政治和军事分工的需要，使文才武略各尽其能。这样，既能保证君主有效地控制整个机器，又可使文臣武将发挥自己的特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