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号称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”，但实际上是很不会聊天的，喜欢扣大帽子不说，还喜欢诡辩。

《孟子》开篇就是诡辩。梁惠王问孟子：“老人家不远千里来到我国，将会有利于我国吧？”孟子一上来就怼人家：“何必说利呢？有仁义就好了呀。大家都说‘何以利’，那必将‘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’。”明眼人看一眼就知道问题出在哪，梁惠王说的“利”和孟子的“利”根本不是一回事儿，孟子是偷换概念。

扣大帽子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骂墨子和杨朱。墨子主张兼爱，儒家强调“爱有等差”，墨子就反其道而行之，把互爱和互利统一起来。

杨朱主张“贵己”“重生”“人人不损一毫”的思想，这种思想乍看自私，其实有其时代背景。战国时诸侯交攻，驱使民众互相征伐，往往还打了为天下的旗号，弱势人人贵己、重生，不信那套为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的鬼话，仗怎么打？诸侯们还怎么作妖？

墨子和杨朱就被孟子贬斥为“禽兽”。理由是什么？“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……杨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。”

这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。杨朱说为我，可推导不出无君，只是不服从无条件的征召，为了打着公义旗号的私利卖命罢了，若说这是无君，那是不是君说什么都得听，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？

墨子说兼爱，可也推导不出无父，相反，他的兼爱下的父子关系可能更和谐，比儒家压倒一切的孝要健康一些，因为互爱还要互利，你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孝顺你？孟子不过是将两个人的学说推到一种极端情况，怒而攻击之而已。要说“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”，倒是尊儒之后经常见到。

为什么孟子这么恨这俩人？或者说孟子打着“仁义”的幌子，非要贬斥此二人的本来目的是什么？一是战国后期墨子和杨朱在民间极有市场，“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”，孟子高喊“民贵君轻”都没人理他，因为他没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，人们也能看明白他说的“民贵君轻”出发点还是社稷、还是王权，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；

二是俩人的观点都动摇孟子立论的基础。既然爱有等差，那爱兄弟、爱父母、爱国家、爱天下，是递进的吗？也就是说人应该最爱身边的人，忠反而是最末？还是人应该最爱天下？这可就和孟子驳斥墨子说的人有私欲相矛盾了。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，就是理论上的矛盾点。何况儒家最喜欢拿圣君说事儿，动辄就是尧舜，墨子也说尧舜，说的还和儒家不一样，这就很要命。

杨朱的理论要解决的问题，孟子也回答不了。既然爱有等差，人性又本善，那人为什么不能最爱自己，兼爱他人？为什么爱自己这件事，在儒家的理论中不存在（在儒家，爱自己为的是孝、忠、传道，就是不为自己）？而且杨朱是很反对法先王的，这就很要命了，尧舜那点儿事不让说了，孟子能不生气吗。

我们现在听墨家的“兼爱”两个字觉得可能没什么，但在儒家思想中，你爱每一个人居然都像爱父母家人一样，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。儒家思想中是讲究爱有亲疏远近的，比如说亲亲相隐——对待亲人，尤其是父母，就算是他们犯了过失你也要帮他们隐瞒着，但对陌生人就不必这样。又比如说五服制度，离死者关系越远，服丧的标准就越轻。

我认为这是符合人性的。让你爱一个陌生人如果爱你家人一样，做得到吗？那样对于自己的家人是不是反而无情？没有亲疏远近，人和机器有什么区别？爱情亲情友情也将失去意义。所以“墨翟是禽兽”——其实倒可以说，墨翟是机器。

而杨朱则坚持“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”，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每个人只为自己，毫不为人，这个世界是无法运行下去的。杨朱的观点，就真的有些“禽兽”了。墨子与杨子，一个过于“中央空调”，一个过于自私，相比之下儒家思想的确最中庸稳妥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