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承明制，在文化方面也大概如此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凡135年，所谓“康乾盛世”就是说的这一时期。然而，从文化方面来看，康、雍、乾三朝的贡献却是乏善可陈，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。

首先说思想方面。儒家起源于东周，崛起于西汉，成型于唐，发展于宋，固化于明，禁锢于清。所谓“宋明理学”，是儒家发展的高峰，也是逐渐走向保守的标志，涌现出张载、程颐程灏、朱熹和王守仁等大师级人物。到了清朝，满洲以武力入主中国，文化程度几近于无，满洲贵族对中原文化不得不持仰视姿态，同时对汉人将其视为蛮夷非常敏感和嫉恨，对于民间存在的反清复明的思想倾向持严厉镇压的态度，对于“井田封建、华夷之防”尤其深恶痛绝，所以钳制思想、镇压反抗是清王朝一以贯之的思想文化政策。乾隆皇帝一力推崇朱熹，而最痛恨孟子，原因只是朱熹鼓吹君主专制，而孟子则提倡“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“欲置君父于无足轻重之境地”，真是“其心可诛”！

其次说文化。思想是文化的先导，文化是思想的实现。中华文化自西周时期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以来，虽然也经历了诸多挫折和起伏，但总体上是不断发展的。先秦散文、汉赋、魏晋古体诗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一脉相承，延绵不绝。到了清代，诗词仍然得以延续，但是由于以皇帝为代表的满洲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文化控制政策，大兴文字狱，一句“清风不识字，何必乱翻书”，一个“维民所止”的考试题目，就能诛灭三族，牵连无数。读书人战战兢兢，动辄得罪。乾隆皇帝组织大臣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搜集民间藏书，逐字逐句进行“审查”，焚毁过半，美其名曰保存珍本典藏，实则为赤裸裸的文化毁灭行为，对于中华文化无异于一场浩劫。

再次说科举。科举产生于隋，发展于唐，鼎盛于宋明，同样禁锢于清。由于清朝皇帝对于维护中央集权、君主专制非常重视，一力推崇南宋的朱熹，体现在科举上，就是将科举考试的范围缩小到“四书”，即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使得读书人所谓的学问，变成了“死读书，读死书”。更有甚者，将考试文章的格式也固定为“八股文”，进一步禁锢了教育的发展，使得中国的教育自十七世纪开始逐步落后于世界，从而导致中华民族从领先世界沦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。

综上所述，我认为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期间，在文化方面并没有多少贡献，甚至可以说是负面多于正面。

康乾盛世”，许多人以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骄傲的辉煌时代。康雍乾三朝百余年，国泰民安，开疆拓土，奠定了今日中国疆域的基石。实际上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。东方朔式的“自荐书”只能出现于汉代，《长恨歌》式的文学只能出现在唐代，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独立意识只能出现于宋代。至明代，汉唐宋之流风余韵犹存。

　　自清朝以蛮夷之君入主中原，以极其落后的民族控驭中华，视汉族士大夫如奴仆，为钳制思想，屡兴大狱。于是，汉唐宋式士大夫精神被阉割殆尽，只剩下了“和珅”式的“奴才”和大批的考据学者。中华文化在近代的没落，未尝不是清朝的罪孽。已故著名明清史学者顾城在其《南明史》中讲到清初皇帝对中华文化的扼杀时，每每痛心疾首。

康乾盛世时期，中国文化之核心精神几乎被扼杀殆尽，于是中华出现“万马齐喑究可哀”的局面，成了真正的“独夫”天下。读书人全都潜心于考据之学，以求避祸。于是，英吉利人进来的时候，大家全都傻了。